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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始人故事|我和胡海泉在新加坡机场求人运口罩
发布时间 : 2020-04-22 00:00:00



文章来源:湖畔大学  采写 | 刘昊 | 校对 | 三水 | 主编 | 魏一平


从1月28日到2月2日,身在新加坡的湖畔四届学员庞升东几乎每天都要跑去机场,寻觅准备飞回国内的乘客,请求他们帮忙托运几箱口罩。在这些航班的目的地,他旗下各地分公司的员工也随时准备去机场“接货”。


那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,国内医疗防护物资最为紧缺的时期,“人肉带货”这一非常手段成为了最直接高效的运输方式。


庞升东发动了当时同在新加坡的湖畔同学吴兴杰、胡海泉等一起帮忙,出钱出力。他们最终“人肉”带回了60多个大行李箱的口罩,加上通过其他渠道运回国内的防护服,共计捐出了56万件医疗防护物资,全部运往湖北黄冈。


疫情爆发之初,大家纷纷从全球寻找防护物资。这其中,企业家们因为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,冲在了全球采购的最前线。





01

“人肉”的效率


我是1月21号到新加坡的,打算在那里过年,我出发时,上海机场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两个人戴口罩。


1月23号听说武汉封城,整个湖北当时只报道了几百个病例,但我们决定马上采取行动,在26号和27号买了两批N95口罩。我们有一家公司本来就做电商,对渠道商比较了解,我派了新加坡分公司的5个员工去采购,我们当时是直接去仓库里抬货的,总共采购了56万件物资。


事实证明急速行动是对的,因为新加坡到29号就已经买不到N95了。


当时我们决定把所有物资都捐给黄冈,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把货发出去。选择黄冈的主要原因是它离武汉最近,人口有七八百万,但人均GDP只有3万多元(注:2018年黄冈人均GDP为3.21万元人民币),是中国人均GDP的一半(注:2018年中国大陆人均GDP为6.45万元人民币)


我的公司是做传媒的,对人均GDP很敏感,我们在全国有100多家分公司,知道在人均GDP只有3万多的地方,生意是没法做的。


我们当时判断这里可能会成为疫情最惨的地方,人口那么多,物资肯定奇缺无比。也有湖南和浙江老家的朋友希望分些物资,我向他们表示抱歉,解释说黄冈更需要。


那时候吉祥航空已经有公益包机了,但是手续非常复杂,而湖北的政府部门和公益机构也才刚刚开始做救援,公益捐赠要正儿八经走程序,这一下、那一下,速度难免就会慢下来。


特别是慈善总会的证明和海关的各种文件,要求极其详细,货要一件一件全部对上,否则就放行不了。新加坡几家公益机构一起捐赠了一飞机的货准备运回去,一路上各种忙中出错,各种坎坷。我还找了上海市领导来协调。


这批货1月29号就起飞了,但实际上它们是12天后才到的湖北。


先是在新加坡拖了三四天,到上海浦东机场又待了三四天,从浦东运到湖北又是一个大问题。后来这批货先运到了杭州,在杭州放了两天后运到武汉,再从武汉到黄冈,又花了两天。


虽然我们的货耽误了很久,但我觉得一路上湖北慈善总会、海关、吉祥航空、顺丰、各家公益组织都已经做得很好了。


湖北慈善总会实在太忙了,但是进口物资的必要手续还是要的,他们也有他们的考虑,严格执行标准也是必要的。我们接触下来,我觉得湖北慈善总会的表现不算差,忙中出错是难免的。


估计公益包机渠道速度会比较慢,我们想到人肉搬运,当天就可以到上海,我们湖畔四届的同学、奥普家居的吴兴杰也在新加坡过年,我就找了他帮忙。他1月28号从新加坡出发回国,那趟航班最多可以带6个行李箱,他就全部装满了口罩,帮我们带回去。


兴杰这趟主要就是在前面探路,试试看人肉运口罩这条路通不通。


后来我听他说,他一路上都很顺利,没有人查。(注:1月28日,庞升东在朋友圈里写道:“感谢湖畔同学上市公司总裁亲自当人肉搬运工。”这位上市公司总裁就是吴兴杰。我也问了上海海关领导,他们对于救援物资会开绿灯放行,这批货当天就到了上海,那时候顺丰还是通的,三天之内就到了黄冈。


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,人肉运货的效率是最高的。从那天到2月2号回国,我总共去了四次新加坡的机场。我们成了“行李箱大户”,买了60多个大行李箱,把口罩拆散了装进去,每天都在机场请人帮忙带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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庞升东采购的第一批口罩搭乘公益包机从新加坡出发



02

陌生人的善意


在做人肉带货的过程中,我们发现这件事还是挺不容易的,因为拜托的都是陌生人。


新加坡的机场是先过海关再过安检,而且托运完之后还可以返回去增加行李。为了不打扰航空公司,我就站在值机柜台到海关之间的那条很长的路上,一个个问。


没有一个新加坡人会同意帮我们带东西,他们觉得不可理喻:“我们认识吗?”他们难以想象,怎么会有这种不规矩的事情、非分的请求。墨守成规、一板一眼是新加坡的核心竞争力,也是我很赞赏这个社会的地方,但对于夸张的——其实是好事——的事情,他们也丧失了了解的兴趣。


所以首先要找乘客中的中国人。


新加坡人跟中国人长得很像,一眼看去也分不出来是哪里人。后来我们掌握了一些识别的方法:首先,中国人都会戴口罩,那时候新加坡人是不会戴口罩的,所以不戴口罩的人就不用上去问了。第二,从气质上也可以看得出来,一个人出行的,或是两个老人同行没有小孩护送的,基本上也是新加坡人。


对日本人和韩国人也比较难从五官上辨认,不过从值机柜台走到海关的时候,90%的人都会把护照拿在手里,那也是一个时机。


确定这个人是中国同胞之后,我们一般会走过去跟他们说:“我们是做义工的,我们有一批救援物资要运到湖北去,现在要请人帮忙托运过去,这种方式的速度是最快的,我们在各个机场都有人接。您可以加我的微信,把事情说清楚,我会在里面说,这些东西是我委托你托运的。”


如果对方愿意帮我们带,我们会根据他们机票能够托运的行李数量来分配——公务舱比经济舱能托运的行李多。他们需要帮我们办托运,到国内的机场之后,再把行李箱拉到机场外,我们有人在那边接应。


他们一般比较谨慎,怕我们让他们带不好的东西,所以在说的过程中,我就把行李箱打开让他们检查,用各种证据告诉他们,实际上是不需要担心的。有的人翻得很细,会把每个行李箱都打开。


我被一些人拒绝过,遇到过有人露出鄙夷的神色,感觉这时候能看到人生百态。有一次,一位老人家看到我们这么大的箱子,觉得很麻烦,就没有答应。我也没有勉强他们,因为我也觉得箱子稍稍有点重。她的老伴给了我们一些鼓励,一边离开一边还好几次回头,我感觉他的内心其实一直在纠结。


还有一次,一位女士本来都已经答应了我们,准备办手续了。她家老人上洗手间回来,赶紧阻拦女儿说,“这不行啊,出国最忌讳的就是帮别人带东西。”听到爸爸喋喋不休地教育,她只好算了。


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,老人说的话代表了他一生的智慧,可是这是缺乏社会常识的,而且好像是在以恶意揣测别人。


也有好多人愿意帮助我们。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在无锡开健身房的人,为了报答他,我还答应送他健身房的广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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庞升东和机场乘客合影


还有一个人帮我们带了10个箱子——当时航空公司主动说,只要有乘客愿意,这10个箱子都可以记到一个乘客的名下,不要钱。那个人自己本身就托运了3个箱子,加上我们这10个箱子,他相当于要从机场搬出来13个大箱子。我后来才知道,他是“字节跳动”的高管。



03

但求心安


第一天发现这事儿有点难度之后,我想到胡海泉(注:湖畔三届学员)也在新加坡,就联系了他,他马上加入了我们。他主动出了钱,还跟我们一起做了好几天事。


因为人手不够,货物的搬运都是我们自己做的,我们把这么多箱口罩从卡车上搬下来,场面很壮观。


我们在各个登机口和航站楼也做了分工,比如到长沙、西安的飞机在T1航站楼,到北京、上海的飞机在T3航站楼。海泉是明星,很多人都认识他,而且他的沟通能力很强,所以他去“推销”的效果就比较好。我们最后找到了三四十个人来帮忙带货,建了好几个人肉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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庞升东、胡海泉和机场乘客


其实我行动的动力是“但求心安”——国难当头,如果不做点事,我心里会很不安,这个担子可能有一万斤,我想挑起其中的十斤。我在机场也碰到很多学生,看到他们也组织了一些公益活动,我想我们的个性里有同一类的特质,就是会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。


我心里有时候会被一种崇高感所驱动,觉得当仁不让、舍我其谁。我以前也思考过,这种崇高感是怎么来的,我觉得主要是基因决定的——做好事会让我开心,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方式,其他部分可能是受阅读影响——我是《南方周末》和《南风窗》的铁杆粉丝,大学毕业时还给《南风窗》写过好几封信。


所以我觉得,就算没有钱,我也会身体力行去做公益的,比如说如果我是个白领,我也会去公益组织帮忙。但我很欣慰的是自己在做企业——我投资的几家公司的CEO都很踊跃,都是在第一周内就捐款了;我们在西安、北京、长沙等国内城市都有分公司的人可以帮忙接货。有钱、有人,就能做更多事情。


我也遇到了很多同类,其实航空公司也帮了我们不少忙。比如春秋航空一看我们“人肉”的是救援物资,只要有空余位置,就会免费帮我们运回国内机场。


还有一些企业家也帮了我们很多忙。记得从2月6日开始,顺丰只能发武汉,发不了黄冈了,那么武汉到黄冈的这段路就没有人送了。这时候我找到了湖畔的另一个同学,居然之家的老板汪林朋,他就是黄冈人,而且在武汉有一个物流公司。


于是我们就被拉进了汪总的微信群,看到他正在筹集物资。居然之家的副总裁任成亲自跟我们对接基础工作,我们接下来的货就由他们在武汉的子公司帮忙转运到黄冈,居然之家极其高效,转运速度很快,我们按照每家医院的病人比例来分配物资到黄冈的各家医院。


我们还有一批货走的是卓尔集团的国际渠道,在跟卓尔集团对接的时候,我们团队很感慨,觉得他们非常职业、非常敬业。当时他们的执行力也给了我不小的触动,这样一个武汉数一数二的企业,如果在这时候置身事外,救援就少了一股很大的力量,而他们用自己的全球运输渠道做了很多事,我觉得非常厉害。



04

回归本业



2月2日,我和父母搭上了国内航空公司全面停飞新加坡前的最后两班航班,跟8个愿意帮忙“人肉”的乘客一起,把18个大行李箱加40个箱子全部带上了飞机,里面装着9万个口罩。2月3日凌晨飞到浦东,这是我们的第五批救援口罩。

当时有十多个人和我坐同一趟航班,因为我自己也要上飞机,所以就更好沟通了,我告诉他们:你们只是帮我托运一下,到时候我自己来拉。到上海之后,我跟父母一共拉了18个行李箱出去,他们俩都是农民,身体很好,我们每人推了两辆大推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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庞升东、胡海泉和待运送回国的口罩

那时候我为这件事“工作”了刚好一周,之后我就留下了两个团队继续做后续的物流对接,但我停了下来。

回想起来,那一周我的心态变化很迅速,刚开始几天觉得不做点事心很不安,要迅速地做点事情,而且自己恰好在新加坡。国内像黄冈这样的地方物资肯定是奇缺无比,值得我们去做,但我的内心也有个潜在的计算器,一周之后觉得至少可以对自己有个交代了。

其中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新加坡买不到货了,而且我觉得后面中国自己的供应会跟上的。更重要的是,在人肉带货这件事情上,我的杠杆效应是很低的,我的本职工作还是做企业。

企业家在疫情期间身体力行做公益,有的人做了一周,有的人做了两周,有的人一直在做,花了很大工夫。这背后是一个比较深的话题,每个人对公益的热情程度不一样,至少我在目前这个阶段,感觉全身心投入公益的时机还不成熟。

利他的精神在做企业的过程中很加分,无论是做产品还是跟客户和员工相处,利他心都是很好的。我们的核心职责还是做好企业,我们公司有5000多人,我把5000多人的公司做好,把产品服务做好,积极参与市场竞争,这才是我的根本贡献。在非常时期,我抽一定的精力来做公益是很好的,同时,我们也知道,我们这批人,为社会做贡献的核心方式是:做好企业。

我觉得一个人的本性就是自己的主宰,是“上帝”,要抗拒本性是很难的,会把自己搞崩掉。那一周我的“上帝”告诉我必须好好参与救灾,别想其他的事。一周之后,就开始想自己公司的事情,回归本业,考虑自己的企业如何应对这场灾难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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